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、但是浓密而沉重的
雾进入
膛，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，向中间挤
的时候，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？懊丧？压抑？在这种时刻，我们只感觉到这团雾的收缩、凝聚，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，究竟是什么得我们透不过气来。这就是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。她心里很难受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听一听再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：这一切都是由于什么？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原来她是在为妈妈担心。放
科的3个主治医生私下里提到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妈妈。就年龄来说，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，因为她们都还不满月岁，而她已接近50。此外，还由于她在工作上对她们的热心培养：她严于律己，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的程度，并希望3个“女儿”也都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的精神；她是精通爱克斯光片诊断和爱克斯光放治疗的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，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范围的精细分划，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医生也能把握两者。她没有留一手，没有什么不传授给她们的秘密。当薇拉-汉加尔特时而在这一方面时而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、感觉更敏锐的时候“妈妈”尤为高兴。薇拉从离开医学院校门到现在，已在她指导下工作8年了。她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力量——把哀求救助的人从死神的怀抱里夺回来的力量，统统来自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。鲁萨诺夫这个人会给“妈妈”招来极大的麻烦。得动动脑子，豁出脑袋可不行。
咳，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，倒也没什么！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。要知道，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，必往前冲。这不是水上的波纹，而是记忆里的犁沟。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，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，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：“打医生！”或者“打工程师！”——
子已经握在手里了。乌云虽然已经飘走，但这里那里还残留着团团疑云。就在不久前，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她们医院里。他属于外科的病人，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本来跟他毫不相干，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，晚间巡诊的时候，此人诉说他睡不着觉。她给他开了淇梦拉，可是，当她从护士那里得知，这种药只有小包了，就说：“一次给他两包好了！”病人把药收下了，毅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他那异样的眼神。这事她本来是不会知道的，但医院里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邻居，到病房里去探望过他。神情紧张的化验员跑来告诉蔽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：司机没把那药粉服下去（为什么一次开两包？），他一夜没睡。而现在他又盘问化验员：“为什么她姓汉加尔特？你把她的情况详细谈谈。她想毒死我。对这个女人可得研究研究。”
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，准备接客研奔。在这几个星期里，她可要毫不懈怠、准确无误、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，毫厘不差地开出药量，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，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：“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？”
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：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，不知为什么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，可恰恰是他向“妈妈”提出了那样的问题，怀疑她存心不良，拿他作试验。
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，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。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叶-沃奇科娃有关。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，而是她的儿子，可她陪着儿子住院。给她儿子做了手术，切除一个体内肿瘤。那天她在走廊里
着主刀大夫，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。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-列昂尼多维奇，说不定她真的会
到手。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，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，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，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，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。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。
此时，巡诊结束之后，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，并作出会诊决定。
13号楼的房子不够用，为放
科医生们连一间小房间也腾不出来。她们既不能待在“伽马炮”操作室，也不能待在12万和对万伏特的长焦距爱克斯光照室。爱克斯光片诊断室里虽然有地方，但那里太暗。因此，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、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——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爱克斯光空气及其异味、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。她们来到这里，在这张没有抽屉、做工
糙的长桌子旁并排坐了下来。滚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，包括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，把她自己能够处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开。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闷闷不乐地望着面前的桌子，下
微微撅出，手中的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。我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，但始终没下决心去谈鲁萨诺夫、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医生们的共同遭遇，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，没有必要多说，而要说的话倒有可能说得不太中肯、不够婉转，不仅不能给人以安慰，反而会触到痛处。
终于，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说道：
“最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能为力，不是吗？！”（这可能指今天察看过的许多病人。）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。“而事实上哪儿也没出差错。”（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尔萨利莫夫）“诊断时我们曾有过动摇，但治疗是对头的。我们也不能采用较小的剂量。我们的事都被那只桶给毁了。
原来如此！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！是的，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：你消耗的是3倍创造
的精力，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。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，爱克斯光片子显示出整个骰骨几乎都已彻底破坏了。之所以难以确诊，是因为最初认为是骨瘤，甚至清教过一位教授，而后来才逐步清楚是巨细胞肿瘤，骨头里已出现
化现象，整个能骨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取代。然而，治疗是对头的。能骨不能
出，不能锯掉——这是牢记在脑子里最根本的一条。只能用爱克斯光照，而且必须一开始就照量大——小了无济于事。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！能骨巩固了。他的病虽已痊愈，但由于线量大的原因，周围的组织都变得极度
感，很容易形成新的恶肿瘤。因此，他被桶撞倒以后，身上就突然出现营养溃疡。如今，他的血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爱克斯光照，而新的肿瘤来势凶猛，又没有办法消灭它，只能加以抑制。对医生来说，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，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，而对心灵来说，产生的是一种惋惜，一种最普通的惋惜之情；这个忧郁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，是那么温顺、有礼貌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，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。
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-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：为了加快
位的周转，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，一律让他们出院。对此，东佐娃也是同意的，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位，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，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。在原则上她表示同意，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，而不是别人，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，她怎么也做不到。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能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，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，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。为了西布加托夫，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：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，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。也许，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，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，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。尼扎穆特丁-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。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，这也能提高
位周转率，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，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，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，而只是由于“病情恶化”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。他的病历，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，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
糙的土黄
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，经常挂住笔尖，上面写着许多紫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。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，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律选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上的样子，但是，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，谁也无法申诉。这里记载着2．6万个照单位，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5．2万个，合成雌酚50针；7次输血，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，红血漆…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，已经波及腔纵隔，出现在肺叶上，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，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。两位医生继续在翻阅病历，把积
下来的几份接着填写，而那位护士——爱克斯光技术员此时仍在给门诊病人做放治疗。这会儿她把一个穿蓝色连彩裙的4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。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，它们还很小，还不是恶的，但应当进行照治疗，以免它们继续发展和转化。这小姑娘自己没当回事儿，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上也许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她不是头一次来到这里，已经不害怕了，像小鸟儿似的卿卿喳喳，喜欢去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，对那个亮晶晶的世界很感兴趣。给她照一次的时间总共只有3分钟，可这3分钟她怎么也不肯一动不动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照管下面。她不停地转来转去，偏离方向，爱克斯光技术员不耐烦地关掉电源，一再把照管重新对准她。母亲拿着一个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，还答应给她许多其他礼物，只要她这会儿乖乖地坐着。随后进来一个
面愁容的老妇人，她好半天才解下头巾，
去上衣。接着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病号服的女人，她脚掌上长着一个小球似的有肿瘤——这东西只不过是由于被鞋里的钉子扎了一下引起的。此人同护士有说有笑，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厘米的区区小球，竟是恶肿瘤之王——恶黑色素瘤，不知为什么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。两位医生难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，看看她们的病情，给护士出出主意，就这样，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该去给鲁萨诺夫注
恩比兴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她马上把有意下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历放到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。“在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下，居然取得这样大有希望的良好开端，”她说。“可惜这个人太固执。但愿他不会真的拒绝治疗。”
“那就让他试试看！”柳德米拉-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。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种病是一样的，但是疗效明显，变得大有希望，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拒绝治疗！
“在您面前，他是不敢，”汉加尔特当即表示同意。“可我没有把握能拗得过他。要么，把他叫来跟您谈谈？”她在剔除指甲
里粘着的一点尘垢。“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…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”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。
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，雨下得很大。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。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，楼下的一个胖女人——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：
“大夫，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。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。这怎么行，要是不采取措施，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。”
我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，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，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，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，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，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。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，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。两腿秀丽、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（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）走到他跟前，威严地看了一眼，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，迫使他站起来，然而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，却依然
不在乎，动也不动，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。“您是什么人？”她问。
“一个人呗，”他声音不高、无所谓似地回答。
“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？”
“有！”
“是什么时候拿到的？”
“今天。”
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，毫无疑问，他的军大衣全
透了，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。“但是躺在这里不行。我们…这里不允许。何况这里也不方便…”
“方——便，”他懒洋洋地应道。“我，在自己的祖国，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？”
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。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，命令他起来，况且他也不听你的。
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，那里白天总是挤
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；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；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，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，就留在那里。此时，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，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，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，她自己坐在旁边。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，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。
而要进到这里来，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。
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野的病人，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。“您在城里一个
人也没有吗？”“没有。”
“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？”
“试过了，”他已经疲于回答了。
“这儿有5家旅馆。”
“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，”他闭上了眼睛，表示谈话到此结束。
“要是早一点就好了！”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。“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，收费也不贵。”
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。
“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！”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。‘躺着当道！说什么直到给他
位为止！瞧，你这无赖！起来，别胡闹！这地方是消过毒的！”护理员
近他。“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？”汉加尔特感到奇怪。“本来好像还有一张。”
“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，”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。
对了，对了，有一张长椅，在这道门外边——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，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
的病人等候时坐。颓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，对病人则说：
“起来吧，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。”
他看了她一眼，一时不太相信。然后忍着难耐的疼痛和痛楚的
动从地上爬起来。看得出，每一个动作和躯干的转动都使他感到困难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没把行李袋抓在手里，而现在要弯
去取他又疼痛难忍。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，白净的手提起他那
透了的不干净的行李袋递给他。“谢谢，”他
出一丝苦笑。“我竟到了什么地步…”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水迹。
“您淋过雨吧？”她注视着他，愈来愈同情。“那边走廊里暖＿和，您把大衣
了。您是不是冷得直抖？发烧吗？”他的额头整个被那顶拉得很低、聋拉着两只
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盖住了，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额上，而是贴向了他的脸腮。一摸就会知道，他发烧了。
“您通常吃什么药呢？”
他似乎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她，不再那么极其冷淡了。
“安乃近。”
“您还有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要不要给您拿点安眠药来？”
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“对了！”她猛然想起。“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看看！”
不知他是冷冷一笑，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
。“没有那张纸——就得淋雨？”
他解开军大衣的钮子，从
出来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住院许可证，果然，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。她看了以后，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管，属于放科的。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：“我马上就会拿来。您先去躺下吧。”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他仿佛醒了过来。“把那张纸还给我！我们了解这些手段广
“可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”她回过头来，委屈地问道。“难道您不相信我？”
他踌躇地看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
“凭什么我要相信您？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…．，，
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。
她生气了，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，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交给他，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“让。”字样，还划了一道杠，打了惊叹号。
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身旁走过。他睡着了。长椅微微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座位相接，形成一道浅槽，对这个人来说，睡在上面很方便，不会摔下来。他已把淋
的军大衣了，但还是把它盖在身上：一侧衣襟盖着两腿，另一侧盖着肩膀。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。靴面无一处完好，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。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。第二天早晨，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，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。
诚然，从那头一天以后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。他彬彬有礼，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，总是主动先打招呼，甚至还
出友好的微笑。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：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，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
器，打算从他的静脉中点血，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薇拉-科尔尼利耶夫娜，我感到很遗憾，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，这试验就不必做了。”
“这是为什么，科斯托格洛托夫？”
“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，我不想再给了。谁的血多，就让谁给吧。”
“可您怎么不害臊？算什么男子汉！”她带着女
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，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。“验完了血有什么用？”
“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您输血。”
“给我？输血？得了吧！我要别人的血干吗？我不想要别人的血，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。血型您可以记下来，在前线验过，我记得。”
不管她怎么劝说，他也不肯让步，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。他深信，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。
最后，她简直气急了：
“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。我最后一次请求您。”
不消说，从她这方面来说，这是失策和屈辱，——何必去求他呢？
而他马上把胳臂袒
出来，向她伸过去：“只是为了您——
3毫升好了，请吧。”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，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
曲。科斯托格洛托夫说：“可您不像
耳曼女子。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？”“是的，”她
口而出。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？在那一瞬间，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。
他没再问什么。
其实“汉加尔特”是她父亲、祖父的姓。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
耳曼人。能怎么回答呢？说“我还没出嫁”？说“我从来没结过婚”？
这是不可能的